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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丘:

2020-02-20 16:20 来源:齐鲁热线

  黄泥丘:

  六安手汲跆拳道俱乐部 拟引进的人才应无刑事犯罪记录,提出引进时一般应在聘用单位工作满2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小组审议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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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泥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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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阙》: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流亡
发表时间:2020-02-20   来源:中国文明网

  

  《河山阙》 董贻正 薛传钊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内容简介】 

  他们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他们出身中产家庭,考入清华大学,是当时的学界精英,而他们曲折的经历就是现代中国史里面激情燃烧岁月的一章,他们的际遇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年幼时即随父母流离颠沛,在上海租界求学追求进步……他们曾距离大师们如此之近……他们,见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本书作者亲历抗战,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学与大学,受业于中国最知名学者,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动态、学习与社会生活等作了详尽的描述,是难得的史料。 

  【作者简介】

 

  董贻正,男,1931年间月出生于上海市,汉族。1948—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薛传钊,女,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年幼时随父母逃难,流离颠沛,辗转数年。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培道女中念完高中。1949年夏从香港飘海北上,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1950年转入清华大学经济系。

 

  【目录】  

  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

  

  我家踏入上海滩之路/002  父亲剪影/006

  儒家范式的家庭教育/013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左派”朋友/017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019

  小嬢嬢是新四军/022  十里洋场少年时/026

  从手心挨打到银盾少年/027  我知道的八百壮士/030

  亲戚中就有汉奸/032  虎头蛇尾的奴化教育/035

  租界里的生计/037  租界里的中学生活/039

  旧上海的少年阅读/042  战争阴霾下的课余生活/045

  中学同学的不同人生路/046  抗战胜利啦!/048

  亲见国民党丧失人心/050  离延安更近了/052

  我成了“赤化嫌疑分子”/056  开始了进步的道路/057

  大江东去晓光始/059  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062

  用“单戈士”的笔名向进步报刊投稿/067

  1948,我要考大学/069  马桶上听到录取的消息/071

  一路向北/073

  

  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逃亡

  

  最早的家教/076  从未团聚过的家/078

  入读武汉圣约瑟女子学校/082  被战争打乱的童年 /086

  初次闻到火药味/088  我家成了难民转运站 /090

  热闹非凡的难民之家 /094  战争中的桃花源 /098

  像上班一样躲警报/100  边境小城印象/104

  德归医生治好我的黄病/108  再次踏上逃亡之路/110

  荒山生活要自给自足 /113  锡是怎样炼成的?/116

  矿山里的学习生活/121  父亲自制“咖啡糖”/125

  战争中的大家庭/128  长途跋涉到玉山/137

  难忘的六年级/143  日军打到浙赣铁路,再次逃亡/146

  与“鬼火”相伴的住地/153  初次接触洋文化/160

  战乱中难忘的春节/163  跟着难民继续大逃亡/166

  掷垒球训练/175  见识了民族风情/178

  山沟里的机场/180  去重庆/182  闯进卫戍司令部/189

  15岁挑起家中的担子 /195  自建小茅屋/200

  小茅屋落成 /203  进了南开暑期班/206

  抗战胜利,狂欢之夜 /208  李四光是我的推荐人/210

  李四光镇不住势利眼 /211  振济中学,一场虚惊/213

  附注:抗战历史参考资料/218   

   【书摘】

  

  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

  董贻正

  

  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36年8月上小学,还不到5周岁;以后上初中、高中,直至大学。1948年报考大学,报了3所,都被录取,于是北上清华,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从期盼到失望,接触到进步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因此就成了离休干部。1994年办了离休手续。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左派”朋友

  父亲一生也历经坎坷。从我们懂事时起,就曾先后两次入狱,一次是日寇占领上海时,上文提到过;还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父亲的《三代简史》里没有提及。但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胜利了,被日本没收的大中染料厂非但没有立即归还,相反,重庆来的“劫收”大员又蓄意抢夺,欲归为己有。经过父亲两年多的交涉,才收回厂房,复工生产。此时被拘押,是否与此有关?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此事真相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抗战胜利时,我突然看到了房间墙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大幅戎装照,这才知道他多年来一直隐藏着。蒋介石代表正统的国民政府,私藏蒋介石的戎装照片,这在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是有很大风险的。回想起来,他遭日寇逮捕时,传说他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说法,倒也有几分可信。

  抗战胜利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他也经常叹息。因此对我们参加学生运动也未加阻拦。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知道过去几位金融界、外贸界的老朋友还是地下党,现在记得他曾提起过的有徐伯昕、陈其襄等人。徐伯昕曾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民主》周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陈其襄曾任我姨夫包述传所在钱庄的经理,还任过上海生活书店总店发行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花纱布总公司经理、商业部局长等。我父亲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们影响。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民主》周刊,从2020-02-20创刊以来,就每期都往我家寄送。对我来说,正好是多了一份精神食粮,《民主》是每期必看。

  《民主》周刊的主编郑振铎,是一位进步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藏书家。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他为抢救古籍等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抗战胜利后,我曾看到过在上海《文汇报》连载的《西谛书话》,就是他对一些古籍的评论随笔。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2020-02-20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民主》的编委都是当时知名的进步学者,如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这是一份非常明显的“左倾”刊物,经常报道一些被国民党封锁的真实信息。如“重庆较场口事件”“六·二三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事件”以及国民党搞“假谈真打”的阴谋等,《民主》都及时做了真实的宣传报道,所以被国民党视作眼中钉,出版还不到一年一个月,就被迫停刊了。

  父亲从旧时代走来,走过飘摇诡谲的混乱年代,一直坚持到20世纪末。从上海滩十里洋场出场,历经了清末、北洋、民国、日伪政权、新中国等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历史阶段。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他有努力有坚守,有坚持也有隐忍,有聪慧有智慧更有寂寥。他思想开明,眼界开阔,但性格却内敛,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又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融合。打太极写毛笔字,他以儒家思想武装和劝慰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应该算是“内心强大”的那一类人。我的人生已有80多年的经历,现在才开始参悟他,可却未必能了解他十之二三。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

  我妈妈张文澍是鄞县人,现在宁波的鄞江区。外婆家比较有钱,在宁波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到上海后,当时在闸北有一整条弄堂、好几十栋楼房都是外婆家的。外公我没见过,早已亡故,所以没有任何印象。

  当时的闸北不是租界,离市区较远,小学时,我们去外婆家,都要打电话召出租车。那时上海最有名的出租汽车公司是祥生出租车公司。祥生的老板黄祥生也是宁波乡下人,13岁跑到上海来谋生,开始在饭店里打工,做招待,做了10多年才开始做出租车业务。祥生的发展与崛起,也是当年一个上海淘金梦的圆梦过程。祥生电话号码是40000,非常好记,当年取“四万万同胞”之意。

  外婆家对年幼的我们是另外一种乐园,回外婆家也就成了一件乐事。

  在闸北时,外婆家的房子同我们成都路宝裕坊的房子面积差不多,不过就是他们是一家住,我们则是几家合住,可见外婆的家庭情况很是宽裕。可惜,抗战时,外婆家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毁于战火,外婆家搬到城里,离我们成都路住处不到一站路。但住房面积要小得多,不到100平方米了。

  外婆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虔诚的佛教徒,逢到佛教的重大节日,都要到寺院去烧香许愿,这一点和祖母很像。

  外婆家族的亲戚也多,很热闹,可能因为条件稍好,加上外婆的和善,所以氛围也好。我们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外婆家去。

  外婆育有两子三女,我母亲是老大。在三个姐妹中她文化程度最低,用现在的话她就是全职太太。我母亲信佛,但没有外婆那样虔诚。她虽然成长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环境中,但她操持家务却崇俭戒奢,这也是很多宁波人的家风,无论多么富足,家风却一脉相承。

  我夫人李璀明祖籍也是宁波,幼时家境也很好,同样秉承这种风格。我岳父李大耀,新中国成立前是美孚公司宁波地区的“大班”,他们住的江北岸清泉坊4号,1号、2号是蒋经国住的,新中国成立后被海军接收了。后来我夫人回宁波时,想去看看老家,但弄堂口的警卫不让进了,因为有海军首长住着。我岳父1964年病故,我们把岳母接过来赡养,晚年,她得了老年痴呆症,1986年病故。

  我们兄妹5人结婚,都是从简办理,不事铺张。母亲从来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母亲宽厚待人,邻居或亲友有困难时,她都乐于相助。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参加里弄和工商联组织的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丝毫看不出年轻时出身之类的问题。所以,直到我妹妹学校的红卫兵找到家里大闹之前,上海的红卫兵并没有为难他们,可见她身上应该是找不到“富贵人家的小姐”的特征或习气。

  母亲对子女教育不骄不宠,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是在上海上大学的,她都高高兴兴把我们送走。我们兄弟也各自独立,有一点可以预见:即使没有政治运动,我们也不会成为“啃老族”。

  1962年,我小弟贻诚北大毕业。那时我们3个兄妹都已留京工作,母亲也已年逾花甲,健康也大不如前,内心确实是希望小弟留在身边,但听说小弟要留校考研究生时,她在同爸商量后,仍然支持小弟进一步深造。

  1963年,小妹贻直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了,这是我家兄妹中最后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但妈仍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照顾的意见,最后小妹也留在外地工作了。

  “文革”后期起,她长期卧床,爸也年逾古稀,家里确实有很多具体事务要我们子女承担,但她始终没有向子女所在单位提过任何要求。从1958年起,一直到1982年妈妈临终时,24年间,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能长期侍奉身旁,和父亲一样,她老年时,成为一个“多子女的孤老太婆”。思念及此,我们兄妹们都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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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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